Bone:As You Know

哪里才是《幸福终点站》

这个社会的荒诞在于，它很真实的让你感受到“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汤姆·汉克斯Tom Hanks 主演的《The Terminal/幸福终点站》曾让人嗟叹不已——

• 来自东欧的维克多·纳沃斯基(汤姆·汉克斯)，当初为了要躲避战火才离开祖国，但谁想到就他在前往美国的空中飞行过程中，他的家乡就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进退两难的维克多只能带着他那本来自一个不存在的国家的护照滞留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因为不被允许踏入美国国土半步，他只能一直呆在机场的休息室里，等待着祖国战争结束的那一天。 

而如今，这样的故事却在真实的发生。不同的是，没有政变，这个国家却不允许一个自己的公民回家，没有理由，很是彪悍。

从他人的苦难，其实不应该看到现实的荒诞，而应该看到一种危机——你其实就如草芥，如果需要，如果必要，随时可以被拒绝被遗弃。

但是，每一个高贵的生命，都不能、也不允许悄无声息。

近期“民主”又高调了？

《炎黄春秋》第11期前三篇文章：

什么是党内民主——高放

十点建议：1、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只能有一个，就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2、要全党服从大会，而不是全党服从中央；3、党代会要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4、改进党的代表大会的开法。5、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和职权。6、政治局的地位和职权；7、中央监察机构的地位和职权；8、党的领导人的职称，应该称主席不应称总书记；9、领导人的任期和年龄；10、进一步完善党内选举制度。

民主是党发展的必由之路——张树斌

一、为什么要推进党内民主？1、从理论上来说，推进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了的。2、从实践上来说，不实行党内民主已经无法保障共产党组织的先进性。二、怎样推进党内民主？1、全体党员的知情权；2、全体党员的选举权；3、全体党员的监督权。三、推进党内民主的意义。1、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吏治腐败的局面；2、可以大大促进社会和谐。

反腐败的取胜之道——辛宇

得之于政改推动经改，失之于政改滞后经改。宏观突破不了，微观也要见到成效。预防腐败知易行难，关键在于党内分权。欲治其症，欲求其解，党内的决策、执行两权必须分开。

《同舟共进》第11期

汪玉凯：政改的最佳切入点在哪里？

如果一个党支部书记都需要任命的话，这还是什么民主？要扩大党内民主，甚至包括党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也应该在党内差额选举产生，这样才真正有竞争。要竞争性选举，不能只有“举”没有“选”，选举首先是“选”，有选择了才能“举”。

《南风窗》

王长江：中国到了非大力推进民主不可的地步

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些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因此必然产生对民主的不适应。民主不是随心所欲打扮的小姑娘，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中国的民主要有自己的特色，但前提是遵守民主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有竞争的政治。历史证明，这条基本原则是不容超越的。

光伏产业应多方面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反倾销

MAGZINER

10月27日，欧洲光伏行业协会主席WinfriedHoffmann在“2009中国光伏发电（西安）高峰论坛”表示，中国企业在增加产能的同时，应该注意培育“当地的市场”。如果中国企业只是为了出口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当日参与论坛的数十家企业代表用了“提醒”等字眼，反复告诫“不能一味为了出口”。其言下之意或是，如出口继续无限制增长，可能会导致欧洲更多国家发起反倾销调查。

日前，欧美部分企业申请对中国产太阳能电池进行反倾销调查，将光伏产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8月底，德国两家大型太阳能公司Conergy和Solarworld向德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申请对中国产太阳能电池进行反倾销调查，美国SunPower等太阳能公司也表达了欲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愿望。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研究员李雷撰文指出，德国光伏企业发起对华反倾销调查申请不是简单的贸易战问题，有其深层次的考量。一是保护自身市场份额的需要，二是转移国内矛盾的需要，三是制造阻碍，打击竞争对手。据李雷分析，若德国企业成功游说欧盟委员会立案并成功通过裁决，欧盟或将正式采取征收反倾销附加税（高达60％以上）的处罚措施。

据悉，欧洲企业对国内光伏产业反倾销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价格上。常熟光伏企业阿特斯太阳能集团公司总裁瞿晓铧对此表示，目前太阳能光伏产品的国内价格低于国外价格，同时行业平均毛利率在20％左右，产品价格高于成本，因此并不构成“倾销”。虽然“大厂”表示产品价格高于成本，但有行业人士表示，为了抢得市场，部分小规模出口商确实存在“低价”销售的行为，这也反映了长期依赖出口的光伏行业各自为战、组织松散的现状。无锡尚德CEO施正荣曾说，“如果没有欧洲市场上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爆发性增长，就不会有尚德的今天。”媒体报道，除了尚德，天威英利、中电光伏等企业的订单也大多来自欧洲，如果欧洲方面出现反倾销问题，中国光伏产业将面临巨大风险。

在反倾销调查、“过剩论”掀起的同时，近来，外资企业大举在中国太阳能市场进行“圈地”。外资光伏企业近期大举增加在华投资，争食太阳能蛋糕。在中国光伏市场“兼收并蓄”的情况下，它们正逐步挺进。上个月，太阳能薄膜电池制造商——FirstSolar（第一太阳能公司）在美宣布，将在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建设一个2GW的大型发电厂，这也是迄今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10月26日，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在西安启用太阳能技术研发中心，总投资达2.55亿美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太阳能研发中心。此外，美国第三大电力公司杜克能源日前已与数家中国公司签署协议，将开发包括太阳能在内的能源技术。

针对上述这些情况，我们分析建议：

一、中国企业应立即成立应对欧盟反倾销调查的产业联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虽然中国光伏行业蓬勃发展，但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行业组织和协调机制，来协调各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此次欧洲国家提出的反倾销，似乎给无序发展的中国光伏企业敲了个警钟。从有关渠道获悉，在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中国机电商品进出口商会、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等的牵头下，应对欧盟反倾销调查的产业联盟的正在筹备形成中。

二、政策应进行产能结构调整。2009年，我国光伏产业政策出台进入密集期，今年3月出台了“太阳能屋顶计划”，过了不到4个月，又启动了“金太阳示范工程”，计划在两到三年内，采取财政补助方式支持不低于500兆瓦的光伏发电示范项目。《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光伏上网电价也呼之欲出。今年以来，从西部的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到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十多个省市，都高度重视这个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产业扶持政策。但同时，也引起了各界对这一行业产能过剩的担忧。权威人士指出，政府对多晶硅等“产能”的理解值得商榷，政府掌握的数据应该是将现实的生产能力，设计中的生产能力（即正在建设过程中的项目）以及计划的生产能力均纳入了多晶硅产能的统计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在东营国际新能源产品及装备制造基地策划报告会上就表示，未来要保持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除了资金支持之外，还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管理体制。

三、行业将进行一轮“洗牌”。光伏产业最近不是一般的“热”，企业、资本和地方政府都看好这个潜力无穷的行业。利好措施频频出台无疑激发了市场的热情，在光伏产业，有很多“半路出家”的企业，巨大“钱景”还吸引了一些传统企业投身其中。而进入该行业应该明白，此行业面临新技术带来的成本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对此行业人士表示，政府在技术、环保等方面严格准入条件，严格把关，避免小规模重复投资和无序建设，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而对于一些不成规模、没有固定渠道的小型生产商来说，太阳能光伏产业的洗牌似乎已是在所难免。

红火发展近4年的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将面临怎样的命运？（研究员/李敏）

社保基金运作入市应持谨慎态度

MAGZINER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透露，人保部对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和管理是非常重视、非常慎重的。在确保安全第一的前提下，正在积极地探索一些有效的办法，包括对国家重点项目的投资，以及部分用于资本市场投资。

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确实是非常迫切的问题。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高积累、低工资政策，缺乏对养老保险的资金积累。因此，养老保险要承担双重的任务，既要保证当前已退休人员的养老，又要为未来的养老积累资金。目前，有关部门正在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一是将国有股减持部分划拨社保基金，二是将社保基金投资资本市场。从表面上看，两种途径都是为了填补社保基金“空账”，充实国民权益。但从产权的角度分析，两者大异其趣。前者是将产权模糊的国有资产与国民权益直接挂钩，从而为国有资产找到真实出资人的过程。而后者则是将国民私人账户上的财富，以模糊的产权结构投入资本市场。

虽然职能部门打的是“保值增值”的口号，但再好的口号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种做法其实是动用了民众“私人的奶酪”。众所周知，社保基金分为公共账户和个人账户，公共账户由单位为个人缴纳的社保金构成，而个人账户则完全由个人缴纳的社保金累积而成。从性质而言，社保个人账户基金完全属于职工个人所有。社保个人账户基金用于资本投资，是否也应该征得基金的主人的同意呢？

有投资就会有风险，更何况资本市场是高风险的投资领域。虽然我国规定了社会基金30%的投资控制线，但从社保基金2008年股票投资亏损6.75%的事实来看，30%的控制线并不足以确保社保基金的安全。如果投资亏损了怎么办？政府能为职工填平这个“窟窿”吗？如果投资有了赢利，那公众又如何分享应得的利润呢？

在证券市场高度发达的美国，在社会保障问题上，政府十分谨慎、异常保守，其社保基金70年来一直不允许入市，这与我国社保基金的积极投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据悉，美国社保基金70年不入市，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美国政府认为社保基金安全性最重要，入市有风险，只能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二是美国民众认为庞大的联邦社保基金入市，有悖于市场的自由竞争与公平，甚至会带来政府对私人经济的操纵与控制。为此，美国《社会保障法案》规定：联邦社保基金只能投资于美国政府对其本息均予以担保的“孽息型有价证券”。联邦社保基金不仅要由联邦政府统一集中管理，而且收支节余必须投资于联邦政府连本带利“担保”的证券，所获利息也要被存入信托基金。这样，美国政府从法律上杜绝了联邦社保基金被用于购买股票或进行委托投资、房地产开发乃至其他方面投资的可能。事实上，自从美国社保基金成立以来，由基金购买或持有的所有证券都是由联邦政府发行的。我们应学习美国的做法，对社保基金入市持谨慎态度。

晚上下班回家，窝在沙发里看电视连续剧。《国家宝藏之觐天宝匣》的盗墓戏吸引了我。是不是有点爱冒险爱探险的小小梦呢！？

不过，如你所知，片尾曲《家乡》还是蛮好听的。不知道是谁的破嗓子，透着股高粱花的劲儿，喜欢。改编的老歌曲在后面很有感觉。

《国家宝藏之觐天宝匣》片尾曲《家乡》

长白山 松花江，

日夜思来夜也想，

想念那老娘，

自制的高粱酒香，

想念那

姥爷下酒的野鹿山猭。

长白山，松花江，

日夜思来夜也想，

想念那热炕头，

冒烟的老烟枪，

想念那

丰乳肥臀我的姑娘，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哪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

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

哪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

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博彩性赛马不如放开并有效管制

MAGZINER

日前，中国建国60周年以来首次公开赛马拍卖会在北京举行。此次拍卖会上共有82匹赛马参拍，其中一匹拍出了17万美元的高价。不过，中国马术运动的发展依然存在一个主要障碍，即中国有若干家马术联盟，但政府对赌马的禁令却依然是大陆马术业发展瓶颈。赛马供应商的态度似乎更为保守些。为此次拍卖提供大多数赛马的澳大利亚Aushorse首席执行长Peter McGauran认为，如果政府不对赌马合法化，中国的赛马产业可能依然维持在较小的规模。

目前，国际上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允许其居民玩名为“赛马竞猜”的博彩游戏，政府加以管制并收税，借以补贴财政。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博彩业的放开，基本上依循彩票-赛马-赌场的次序。现阶段，中国内地经中央政府批准的博彩活动只有彩票层面，每年都有额度的限制；而赛马则控制在体育竞技阶段，不允许有博彩行为；而赌场从未开禁。

在全球范围内，从平均水平来看，开放博彩业的国家博彩业一般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3%，而中国内地目前合法博彩只占0.03%。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中心王薛红估计，每年至少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赌资外流。造成此状况，一方面是中国周边已开设赌场的国家和地区均以中国内地为最具潜力的客源市场；另一方面，国内的地下赌场更是屡禁不绝，公安部的报告称国内至少12个省份已经出现地下“六合彩”，在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尤为严重。海南的私彩市场规模就大约有8亿～10亿，对公彩的冲击相当大。

日前，财政部有关人士表示，“马彩发行现在还是未知数。”按《彩票管理条例》，一个新开的彩种要层层申报，组织专家进行技术、管理、市场、设备等七个方面的专业评审，然后是对彩票发行系统的第三方检测，之后要开听证会。所有的程序走完之后，最关键的是，要启动则必须“最高决策层拍板”。

有专家建议表示，在大陆可开设少量赌场，政府实行管制并收税，指定严格的准入规则等，地下赌场仍未非法；或者使地下赌场全部合法化，政府实行管制并收税。这些建议均未被采纳。然而，事实上，内地的赛马一直有突破体育竞技项目边界的冲动。早在从1987年西安首次搞了有奖赛马，随后深圳、广州赛马开始活跃，此后，北京、海南、天津、武汉、四川等省市都有建设赛马场的计划，而一些马场早已变相与做了具有博彩性质的赛马。但随即国家计委等五部委联署的叫停令发出，中国政府三令五申：只允许开展体育性、竞技性的赛马，绝不能搞有博彩性质的赛马。

不过，大陆博彩业官员私下也承认，马彩业不同于普通博彩，是一个特别的博彩类别。发展赛马博彩，无疑会给地方旅游、畜牧业等相关产业带来好处。更甚者，赛马博彩将带来上千亿的财政收入估值。而最重要的一点，与其让地下赌场和境外赌场掏空了内地的大量民间资金，不如采取放开的姿态，并有效的管制与疏导，将赛马合法化、规范化、产业化。毕竟，堵不是唯一的办法，有效的管理疏导才是正道。

民间智库的学习典范——安邦

关于智库话题的近期文章摘录：

1、很多人认识安邦这家公司是从它生产的《每日经济》这个产品开始的，它是安邦的策略分析师们从每天世界与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海量信息中，找出最重要的信息，并予以策略化的梳理，编成短小精悍的内容提示，发给客户，安邦还有另外一个产品，“港澳台金融”，偏重于港澳台金融信息的梳理，并充分分析三地互动以及对企业的影响，很多企业都订制了这两项产品。

2、首先，安邦一直致力于财经领域的信息研究和分析，这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中最容易转化为经济价值内容。还有就是安邦的内容从来都是紧跟时政的策略和信息分析，过时的东西，不具有信息，不能给企业带来附加值的东西是卖不出去的。最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安邦有一个边界，市场化的产品一定不能太学术化，太学术化就等于拒绝读者，甚至在市场面前自杀，这就像陈功的文风，一直都是简单直接，观点也很鲜明犀利。安邦的分析不同于经济学家的分析在于安邦的信息产品是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信息加工的一种级复杂的整合。

3、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高发期”——不论是在国内领域，还是在国际领域，中国都需要对大量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创新性的、有建设性的研究。这意味着中国对智库机构有大量的现实需求。

4、中国智库机构的真正发展，还要寄望于民间智库的发展。智库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独立性，智库机构必须真正体现不受政府影响的第三方研究，而不是去附合、诠释官员的意志。二是战略高度，要对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国内外公共政策问题，提出战略层次的研究。三是创新与建设性，智库的研究必须有所发现，要提出真正有创新的策略建议，而不是低水平重复。

5、零点：突然，智库也时髦了，很多人都来说智库与办智库了。好象办智库就和办仓库一样容易。当然，有些事情开始的时候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往往是某些行业发展的必然阶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不同角度的说法也是智库的应有之理，但是有一点也很明白，现代智库不是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发表情绪性与情感性的判断与说法，也不只是开会做活动，也不是多编点内部参考，而是需要有更为系统的数据、信息、知识，需要更多系统的方法论，需要更好的合作系统，从而能产出更多的创新与实用的智慧产品。

6、站在智库人才的角度，我们可能需要五种人才：

一是有方法论的工具人才，方法是现代咨询区别于传统咨询的核心，没有工具则没有真正可取的解决方案；

二是着眼小问题的人才，而不是宏观话语人才，智库人才需要着眼具体问题寻求突破，同时能持续解决更多的具体问题，从而获得系统突破；

三是有偏创见，我们基于专业、经费来源、研究方法都会产生偏差与有限的代表性，而我们不需要隐瞒这类偏差，我们需要的是在这类公开的偏差下做到精致，而在不同的偏差之间需要更多公开交流甚至辩论的机会，从而在多偏交流中达到少偏的目的；

四是团队协作，而不再注重知识分子擅长的个人创见，更多的跨学科与跨领域合作，形成产业化的协作能力，而不是农业化的个体创见；

五是注重行动成效的研究模式，在行动中研究，在研究中行动，从而产生具有实际操作价值的解决方案。

中国“领袖经济”的新作品 

刘扬 

【领袖经济也许是中国独有的。邓小平的“经济作品”是珠江三角洲，以深圳的伟大崛起为标志，连带“珠三角”现代化城市群的集体崛起。江泽民的“经济作品”是上海浦东新区。那么，胡锦涛时代的“经济作品”是哪里呢？ 】

10月15日至17日，中国政府要举办“曹妃甸论坛”。但在中国境外网站上搜索英文“曹妃甸（CAOFEIDIAN）”，发现条目很少，再搜索“胡锦涛，曹妃甸（ HUJINTAO, CAOFEIDIAN）”，几乎没有。令人吃惊。难道国际金融界和投资界真的不知道这个“曹妃甸”与中国领袖存在密切的关系吗？ 

中国的“领袖经济” 

孙中山曾经豪情万丈地规划过中国的经济蓝图，其中，他格外青睐把中国北方渤海湾的唐山港（如今曹妃甸所在地）和南方北部湾的钦州港，建设成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但，那只是当时领袖的梦想。 

自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三代中国领导人都有其主要的经济关注点，我称之为“领袖的经济作品”。比如，邓小平的“经济作品”是珠江三角洲，以深圳的伟大崛起为标志，连带“珠三角”现代化城市群的集体崛起。这是自中国有国家领袖以来五千年未有之大变革、大作品。尽管这个作品是从中国南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渔村开始的。因而，邓小平在90岁高龄之时，欣然命笔：“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江泽民的“经济作品”是上海浦东新区。浦东本是上海洋场的弃地，虽然与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隔江相望。几年时间，领袖的推动，便使得浦东大放异彩，并且令大上海彻底洗心革面，迈向全球化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 那么，胡锦涛时代的“经济作品”是哪里呢？ 

迄今为止，胡主席似乎没有为任何经济活动提过词，但有一幅书法作品，也许体现了他承上启下的非凡胸襟：“高瞻远瞩”。 我们很想知道胡锦涛的视野中，哪里会是他的“经济作品”。显然，是渤海湾的曹妃甸。 

2006年盛夏，胡锦涛亲往北京东面200多公里、位于渤海湾畔的曹妃甸考察。毫无疑问，他选中了自己的“经济作品”。在那里，他明确要求，要把曹妃甸建设成“科学发展的示范区”。仔细查阅，这竟是他治国核心理念“科学发展观”的唯一被其指定的“示范区”。在这之后，中国政府正式将曹妃甸列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为什么是曹妃甸？ 

在那里，渤海湾赋予它远比天津滨海新区更优良的港口条件，赋予它超过10亿吨储量的超级油气田，赋予它丰富的矿产资源，更赋予它毗邻北京、天津、东北以及被中国重工业需求市场包围的独特的优势。 

中国领袖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它的重要：“要围绕着运进来和输出去，做好临港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曹妃甸具有深水港的优势，有这么好的天然资源，的确是一块黄金宝地”。 

“曹妃甸是白纸一张，在白纸上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新就新在科学发展，美就美在科学发展。要把它建成示范区、样板区。你们讲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还要把它建成科学发展示范区。也就是说，要着眼长远发展，争取最大的综合效益”。 

在这几乎是中国沿海硕果仅存的“白纸一张”，让它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黄金宝地”，不仅是胡锦涛的意志和远见，也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 

之后，中国总理把曹妃甸称作“环渤海发展的耀眼明珠”，要求将其建成世界级大港；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则于今年夏天夜访曹妃甸，更是将这里视为环渤海开发开放的“新起点”。 

领袖经济也许是中国独有的。它首先必然是国家信息和资源的集中整合，是中央政府的最高经济决策。于是，它能够引发的，是中国最具实力的国有公司和金融机构的纷至沓来，它能够调动的，是中国最具进取精神的政府官员和创业家的纷至沓来，它几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带动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完成领袖的愿望。而且，国家的力量，必须保证它取得成功。 

中国的“领袖经济作品”，通常还具有管理体制上的巨大优势。30年来，所有被领袖认定和钟情的经济区，总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度。 

我们所看到的曹妃甸，每天由政府主导的直接投资高达3,000万美元，中国最大的60余家国有企业的首脑纷纷前往考察，盘算究竟投资多少，做多大的文章，才能为领袖圈定的这张“白纸”，画上漂亮的一笔。 

“不可错过曹妃甸” 

但是，中国自己对曹妃甸的热情，似乎没有感染国际金融界和投资界。不难发现，胡锦涛考察曹妃甸之后，迄今鲜有国际著名的投资商和金融机构前往需求发展机会。世界500强派去考察的几乎都是在中国雇用的低级别官员。今年夏天的一次国际洽谈会，外资在那里签署的投资协议还不到两亿美元。所以，世界最大的气体生产经营公司“林德气体”的一个中国籍经理不禁感慨：“错过了珠三角，就不要错过长三角；如果你错过了长三角，那么你千万不可错过曹妃甸”。 

既然是领袖的“经济作品”，必然应是世界级的，而如此重大的经济计划，如果没有世界强国的参与，没有国际最具实力的开发财团介入，仅仅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或许还要摸索很长时间。雄心和财力，在中国都是不缺乏的，但是，开发理念、管理能力和技术实力，乃至更加强大的金融运营能力，却是国际开发财团的明显优势。 

比如，正在曹妃甸酝酿筹备的“中日产业合作园区”和“中德产业合作园区”，将分别引进日本和德国的大型财团，投资计划虽然都超过百亿美元，但创建园区的重心，却是引进日德两国的开发理念、管理技术和人才。 

国际投资界和金融界对曹妃甸的麻木，也许是对中国领袖的高瞻远瞩并不知情。对比广东深圳和上海浦东，决定推动曹妃甸的崛起，是中央政府经过更加周密更加科学的论证之后，所做出的重大经济决策。它已经完全不是改革开放早期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冒险试验场了。 

古老东方有个神秘的规律：国家领袖看重的一定是块“黄金宝地”，数千年来，概莫能外。 

前不久，一位不知名的参观者留下了他对曹妃甸的预言：“我想，用不了几年，就再也不会有人为解释曹妃甸这三个字而费力了。因为，到那时候，它作为中国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部雄浑的史诗，早已被国人熟知，并享誉全球了。” 

补记：胡锦涛的另外一篇“经济作品”，应该是南方的北部湾，多年前，他就把那里称作中国经济发展“新的一极”。或许北部湾距离京城太过遥远，不像曹妃甸那样，已经有40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100余位省部级官员趋之若鹜。今天，北部湾还是有些冷清。但我深信，那里必然也会是一部“雄浑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