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ne:As You Know

民间智库的学习典范——安邦

关于智库话题的近期文章摘录：

1、很多人认识安邦这家公司是从它生产的《每日经济》这个产品开始的，它是安邦的策略分析师们从每天世界与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海量信息中，找出最重要的信息，并予以策略化的梳理，编成短小精悍的内容提示，发给客户，安邦还有另外一个产品，“港澳台金融”，偏重于港澳台金融信息的梳理，并充分分析三地互动以及对企业的影响，很多企业都订制了这两项产品。

2、首先，安邦一直致力于财经领域的信息研究和分析，这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中最容易转化为经济价值内容。还有就是安邦的内容从来都是紧跟时政的策略和信息分析，过时的东西，不具有信息，不能给企业带来附加值的东西是卖不出去的。最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安邦有一个边界，市场化的产品一定不能太学术化，太学术化就等于拒绝读者，甚至在市场面前自杀，这就像陈功的文风，一直都是简单直接，观点也很鲜明犀利。安邦的分析不同于经济学家的分析在于安邦的信息产品是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信息加工的一种级复杂的整合。

3、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高发期”——不论是在国内领域，还是在国际领域，中国都需要对大量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创新性的、有建设性的研究。这意味着中国对智库机构有大量的现实需求。

4、中国智库机构的真正发展，还要寄望于民间智库的发展。智库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独立性，智库机构必须真正体现不受政府影响的第三方研究，而不是去附合、诠释官员的意志。二是战略高度，要对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国内外公共政策问题，提出战略层次的研究。三是创新与建设性，智库的研究必须有所发现，要提出真正有创新的策略建议，而不是低水平重复。

5、零点：突然，智库也时髦了，很多人都来说智库与办智库了。好象办智库就和办仓库一样容易。当然，有些事情开始的时候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往往是某些行业发展的必然阶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不同角度的说法也是智库的应有之理，但是有一点也很明白，现代智库不是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发表情绪性与情感性的判断与说法，也不只是开会做活动，也不是多编点内部参考，而是需要有更为系统的数据、信息、知识，需要更多系统的方法论，需要更好的合作系统，从而能产出更多的创新与实用的智慧产品。

6、站在智库人才的角度，我们可能需要五种人才：

一是有方法论的工具人才，方法是现代咨询区别于传统咨询的核心，没有工具则没有真正可取的解决方案；

二是着眼小问题的人才，而不是宏观话语人才，智库人才需要着眼具体问题寻求突破，同时能持续解决更多的具体问题，从而获得系统突破；

三是有偏创见，我们基于专业、经费来源、研究方法都会产生偏差与有限的代表性，而我们不需要隐瞒这类偏差，我们需要的是在这类公开的偏差下做到精致，而在不同的偏差之间需要更多公开交流甚至辩论的机会，从而在多偏交流中达到少偏的目的；

四是团队协作，而不再注重知识分子擅长的个人创见，更多的跨学科与跨领域合作，形成产业化的协作能力，而不是农业化的个体创见；

五是注重行动成效的研究模式，在行动中研究，在研究中行动，从而产生具有实际操作价值的解决方案。

索尔仁尼琴在小说《第一圈》中写道：“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优秀的作家就像另有一个政府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政权喜欢伟大的作家，只喜欢那些阿猫阿狗。”

《财经》的《视觉》近期就有这个专题——莫斯科：艺术是另外一个政府。

这个标题可以发挥一下：北京，艺术是另外一个政府吗？中国，艺术是另外一个政府吗？艾未未的行为是不是有这个表征？或者老艾之外的其他。有没有一种力量，足以成为一个政府之外的力量呢？

2009年9月16日，马未都在国庆前夕搞了一个“百盒、千合、万和”的展览，讲话称：为什么要办个明清坐具展？因为全亚洲只有中国人是坐在“椅子”上，而不是席地而坐的，这让中国人的腿得到解放。

妈的，腿是按照自然进化得到了解放，可以自由行走了；但是，中国人的脑袋，却基本反其道而行之，被关进了笼子里，至今不被解放。

观复博物馆比另外一个叫什么紫檀的博物馆要更亲民。有朋友说，那是一个《西游记》前唐僧的扮演者“嫁”给了“长安俱乐部”的老娘们之后搞的，不知道是不是纯粹八卦。马未都讲话往往语藏机锋，一听便知是很懂“春秋”的人，功底深厚啊。

从两篇文章，看两份刊物的风骨。

一、《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月号文章《建议开放中南海》；

二、《南方周末》2009年9月9日文章《六十周年，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挂牌庆祝》。

如何三畏所言，世界上最深不可测的海，那就是中南海。

炎黄的文章云：“现在的中南海具有二重性质，既是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政治运行中枢。从两个方面看，我以为都有开放的必要。”“老同志”直谏，姿态似乎更为开放。

南周的文章云：“成立六十周年以来，中央人民政府一直没有挂牌。”你自己搞了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自己一直不挂牌，不好吧！

有的刚直，有的宛转，在中国的“思想市场”——一个新概念——上，都想说话，但拿捏火候各不相同。

传媒巨头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昨日呼吁中国进一步开放媒体行业，表示中国需要在全球“思想市场”上竞争，如同其30年前开放工业经济一样。

开放、开放，既然不断的有人在呼吁开放，说明了现状就是不开放。

狄马在《一个国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文章中描述了一种精神症状——

具体症状就是，当患者长期与绑架者共同生活后，便开始对绑架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因此，“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某种好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反常情结。

前三段未读完，基本隐射的宏大命题就已出现了。

假如一个人被绑架，可以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绑架会不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专家总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种，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条：  

1、人质的身体被完全控制，生命处于某种无处可逃的绝望之中。

2、人质获得的信息是经过绑匪遴选的。

3、人质会不时地得到绑匪的恩惠和眷顾。

狄马的长文无需重复引证，这几条就足以使人反思：你是人质吗？如果你是，你被谁绑架了？你能获得哪些信息，那些信息是绑匪给你的吗？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觉得眼下这日子是一种幸福——没有谁谁谁，哪来这么好的日子啊！？

其实这不是一种调侃了。

如你所知，这是一种悲怆。

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
京报网 www.bjd.com.cn  作者：甄言

【按：关于言论自由的近期论战，看来开始升级为针锋相对了。首先还是应该回顾一下前几天的《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但现在有人把言论自由泛化甚至神化，这样就会为荒谬言论甚至谎言争得所谓自由的空间。企图经这样的“神化”，使荒谬言论、谣言、谎言能有表达的自由而不受约束、不承担社会责任。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相对的、有前提的，我们提倡、主张的言论自由亦是如此。言论自由既是权利，也有相应责任，任何权利都是与责任对应的，不能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因此,任何国家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抽象自由。一方面，这种言论自由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前提。孟德斯鸠有言，“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的事情”，言论自由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它既能促进社会的正常交往，也能因挑衅性、诽谤性语言而恶化人们间的关系；它既能成为弘扬公序良俗的载体，也能沦为败坏社会风气的罪魁；它既能消解社会的各种愤懑和不满，也能在特殊场合扰乱公共秩序。言论自由的两面性，因现代通讯工具广泛的影响力而增强了法制规范的必要性，使社会责任意识更加凸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而限制的理由是“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另一方面，言论自由还应该遵守道德的规范。像粗口谩骂、污言秽语等违犯公序良俗的言论都应当受到约束，真正的言论自由应该是在法律、道德的约束内对自己观点的负责任的理性表达。另外，言论自由还有不同场合、不同群体之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享受着不同的权利的同时，也受着程度不同的约束。这在中国如此，在国外亦是如此。就言论自由而言，行政官员或公务员所受的限制就严于一般公民。如有的国家规定公务员在职期间无权向公众发表个人的主张和意见，不得以个人的观点来混淆国家在某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等。

言论自由是为了真理的表达，而不是脱离法治约束、越过法治边界、什么都可以说的所谓自由言说。“文革”给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就是一旦没有法律准则，可以自由地诬陷、甚至捏造罪名，构陷他人，这种自由是多么可怕。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言说自由，同时也有批驳错误、荒谬言论的自由。任何法治社会对诬陷、造谣造成后果的还要依法处理，绝不能使危害国家、社会、他人的言论自由地泛滥。如果造谣、说谎的言论被允许，这不仅与法治建设的目标背向而驰，而且真正的言论自由也无从谈起。言论自由必须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促进人民团结、推动社会进步，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林语堂有言，“言论自由是个舶来思想，非真正国产。”西方所宣扬的言论自由是与话语权紧密相联的，谁的话语权强，谁的言论自由就大，没有话语权，言论自由就成为水中月，镜中花，根本不是现实。在某些西方国家的这种政治和舆论环境中，借着话语权强势，言论自由成了打击别人的工具和手段。在3·14拉萨严重暴力事件中，西方某些媒体不惜歪曲事实、捏造虚假新闻，对中国进行造谣，这能谓其言论自由吗？他们所主张的言论自由只是强势下的盛气凌人的言论自由、是罔顾事实打击别人的言论自由。种种事实表明，某些人提倡的言论自由，在很多场合下变成了政治工具，而且具有双重标准。他们可以随意捏造一个借口，对他人进行污蔑，这岂不是对其所宣扬的言论自由的绝好讽刺。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了一个思想多元、高度包容的现代国家，公民享有广泛的言论自由和充分的表达空间，但有的人却不顾这种进步和变化，抱着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的这种进步和变化置若罔闻，甚至恶意诋毁。这种做法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们提倡言论自由，但不赞同那种抽掉言论自由的法律的、道德的、规则的前提和约束，空洞地、抽象地谈论言论自由的做法。那种将言论自由泛化甚至神化的观点和做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北京日报http://www.beijingeveningnews.com.cn/gdjc/200901/t20090119_501075.htm)

【Bone按：刘军宁先生这篇文章很有意思，用虚拟访谈的方式，来于读者分享亨廷顿教授的“民主化思想”。不过我以为，简直就是在用亨廷顿的口吻来讲谈这个大陆的问题。其中关于民主化趋势的问题，政权的合法性问题等，莫不是剑锋直指。

然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是——***《求是》撰文：筑牢抵御西方多党制防线(全文)。】

虚拟访谈：亨廷顿视野中的中国转型
作者：刘军宁  来源：南风窗杂志
 

问：亨廷顿教授，你的每一部主要著作几乎都已译成了中文。你不关注中国，但是你的著作却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读者对你的想法有很大的兴趣，积累了许多问题想向你请教，但你竟匆匆离去。现在只有通过虚拟的访谈，中国读者才有机会听到你的答疑解惑。这里请允许我先从一个小问题开始。为什么在有生之年竟未能访问中国？
答：应该承认，这一辈子未去中国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其实，我有几次机会去中国看看，但是由于当时手头忙于其他事情，最终还是未能成行。我去得比较多的是南非。为了南非的民主化，我去了那里十几次。其中主要是南非外交部邀请安排的。如果中国外交部邀请我去为你们的民主进程出谋划策，我会毫不犹豫。当然现在说这些，权当是玩笑。一切都太迟了。
问：你从未声称你是威权主义或民族-民粹主义的军师，但是却有许多中国人以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军师。从你的《第三波》中看得出，你更愿意做民主化的军师。我记得，你在书中说，如果你给民主派的建议使你看上去像胸怀大志的民主马基雅维利，那就随它去吧。与后来的《文明冲突》一书不同，《第三波》在中国读者中没有引起什么争论。这本书来到中国使你的影响冲出了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
答：我也听说《第三波》在中国很受欢迎。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成为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或者用你们的话说，民主化的军师。但是，如你所说，我很乐意做这样的军师。

民主化趋势不会变

问：你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第三次浪潮，能给我们简单说说目前的态势吗？
答：各国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各有不同，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不胜枚举，但是迈向民主化的趋势却是不会逆转的。虽然世界上还有一些尚未完成转型的国家，包括中国，但是我对民主化已经取得的成就还是非常满意的。
在经历了第一次民主化长波之后，上世纪20年代，世界上约有30个作为今日世界之主导政体的自由民主国家。后来，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使得30年代的民主国家的数量减少到12个左右。二战之后，民主国家的数量又回升到30个以上。到60年代末，世界上约有1/3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经过随后20年的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民主制度在南欧、非洲、拉美、前苏联和东欧以及东南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今天世界上约有60％以上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在当今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22亿人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下。民主政治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这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革。
问：中国也正面临这样的紧迫性。为什么威权国家要转向民主？难道威权政体终将被民主政体所淘汰吗？
答：是的，威权终将被淘汰。对此有很多抽象的道理可以讲。但是，作为经验政治学家，我认为，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是导致民主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威权国家之所以必然要启动转型走向民主，就是因为威权政体有着不可克服的合法性危机。合法性的概念很难把握，政治分析家们通常都尽量避免使用它。然而，这一概念对于讨论威权政权在当今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必不可少。这里所说的合法性（legitimacy，也称正当性）是民众对一个政权的统治权利的认可。这里的“法”是指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成文“法”，而非统治者制定的“法”。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难题与危机与合法性问题也是分不开的。
威权政体的特点是没有程序合法性，只有政绩合法性。威权统治者常常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唯一源泉。这样，威权政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施政绩效来为自己提供合法性。但是政绩合法性有一个两难：如果政绩不能带来人们所期望的成就，如稳定的秩序和有效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换取他们对威权统治的容忍，那么政绩合法性就丧失了；如果政绩带来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那么，威权政府所采行的专政式统治就是多余的，不再为民众所需要，其统治方式就会遭受挑战。所以，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来说，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而且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

问：一些威权主义者认为，只要有政绩合法性就够了，程序合法性是多余的。因为民众对政府的一切要求，最终都要用政绩来回答。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答：这样的想法有些一厢情愿。因为，政绩的合法性是非常靠不住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永远高速的经济增长，能够回避一切经济危机。在所有经济发展的前头，都有经济危机在等着。经验与常识都表明，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即使能够持续，也不能自动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瓶颈与难题。一旦陷入经济衰退，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就会迅速地、彻底地流失。威权政府的衰败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变得腐化并无法满足其民众的需要和期望。
当威权政权不能持续拿出像样的政绩时，施政的失败就可能成为变革的催化剂。推动第三波许多转型的就是这种失败：希腊、阿根廷、乌拉圭、菲律宾、东欧、贝宁、赞比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决策上的犹豫不决反过来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推波助澜。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印度尼西亚持续30年的骄人的经济发展仅仅在几个月时间内就破灭了。在1998年5月，当印尼政府宣布减少燃料和电力补助时，普遍的骚乱爆发了。新秩序在大街上崩解了，所以，苏哈托被迫下台，民主转型开始了。
威权统治者也常常靠增加难以实现的期望值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公民一旦对政绩失望，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就会遭到削弱。如果威权政府无力自我更新其合法性，及时填补合法性的亏空，其统治就将摇摇欲坠。
问：那么，民主政体在处理合法性的问题上与威权政体有何不同，其优越性何在？
答：与威权政体不同，民主政体的合法性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程序的合法性（即政府民选、权力受到法定程序限制），一个是政绩的合法性（选民对政府工作是否满意）。这两种合法性是相互独立的，不会一荣俱荣，也不会一损俱损。选民对政府工作的不满意不会转换成对政体本身、对政治程序的不满意。选民即便对某届政府及其执政者的政绩不满意，也不会要求改变政体，最多是要求更换领导人。
威权体制下情形就不同了。对政绩的任何不满，随时会转化为对政体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结果，不仅是要求改变领导人，而且是要求改变体制。其结果，对统治者来说，稳定就变成压倒一切的了。归结起来，威权政体的最大软肋，就是没有程序的合法性。其所行使的统治权没有通过选举的程序来征得民众的自愿同意。当作为唯一合法性的政绩合法性岌岌可危了，威权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
威权统治者应该明白，政体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合法性是不同的，应该分开。不同的统治者，在具有同等的程序合法性之后，政绩合法性才有发挥作用的前提。没有程序合法性的统治者，一切政绩合法性最终都将失效。


中国现象

问：你知道，中国刚刚纪念了国家改革开放30周年。那么请说说，你所说的合法性问题，与中国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样的关系？
答：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合法性问题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整体上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所要解决的，正是其在改革前出现的政绩与程序合法性的双重危机。对应起来，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是政绩的合法性问题，政治改革所要解决的是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哪一项改革进行得好，哪一方面的合法性问题解决得就好。哪里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就说明那里已经面临程序合法性的难题。
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权须具备三重合法性。一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政权所代表的价值主张必须被社会成员普遍自愿认同。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不能维持这方面的合法性。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权的产生、更迭和组成、运行方式，必须得到选民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检验，统治的权力是有限的，并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约束。三是政绩的合法性，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权必须有良好的政绩。
建立在政绩单一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政权，一旦政绩出现问题，民众就会质疑这个政权所赖以建立的价值基础和这个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所依据的程序。比较政治的研究也表明，当一个政权没有经过民选的程序合法性，在遭遇经济衰退时，会遇到更大的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是威权政权跨不过去的政治门槛。就算是对政绩合法性的追求能够产生积极的后果，或者说，不论政绩的合法性多么牢固，都不能永久遮盖和弥补在意识形态与程序合法性方面的根本缺陷。
如果一个政权在前价值系统和政治程序两个方面的合法性正在消退而且不可再生，那么，政权的合法性只剩下一根支柱了，这就是政绩的合法性。当三根支柱支撑一个平面变成一根支柱支撑一个平面的时候，这个政绩合法性的支柱必须耐用且粗大。GDP无疑是最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我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给GDP赋予那么大的重要性。所以追求GDP的背后，是追求政绩的合法性。
带来短期政绩合法性的改革虽解决了一些旧问题，但是同时又在累积新问题。一旦追求政绩合法性的努力失灵，其统治的合法性将陷入总体的危机。

　　
经济与文化因素

问：中国在过去30年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民众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你认为，这样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有何影响？
答：民主化像个不挑食的人。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民主化都喜欢，都有利于民主化的实现。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当然很有好处。纵观第三波，我认为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因素，一个是文化因素。就经济因素而言，在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除产油国外，绝大多数富裕的国家都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绝大多数穷国多是由威权主义者统治的国家。
可见，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重大促进作用。总之，如果想要实现民主化，就请促进经济发展。
问：您刚才还提到了文化因素。你所说的文化因素，指的是什么？你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民主化的障碍吗？
答：所谓文化因素，我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主导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的接受程度。接受的程度越高，民主化就越容易实现，反之，则越难。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得起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
关于儒家文化与民主化的关系，我知道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已久，似乎各方都有响当当的理由。根据我有限的知识，儒家文化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强调集体胜于强调个人，强调和谐胜于强调竞争，强调一致胜于强调分歧，强调等级胜于强调平等，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文化有抵牾的。坦率地说，我认为，儒家（教）的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第四波

问：你的分析给我们增加了一个理解中国改革的新角度。你虽然主张民主政体应该取代威权统治，但是你似乎并不主张激烈的变革。
答：你或许知道，我一辈子都是个保守主义者。我希望变革越小越好，越温和越好。虽然有些一厢情愿，我还是喜欢渐进温和的民主化。审慎是一种政治大智慧，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都应该具有的美德。在《第三波》中，我也表达了这样一种倾向：我不喜欢暴力流血的转型，最好的变革是来自内部的良性变革。如果双方间能在妥协与和解中实现民主转型，那就再圆满不过了。因此，我是一个温和的、渐进的保守主义者。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民主转型是一件急不得的事情。
当然，政治领导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政治成为真实。
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来说，未来的政治精英起码必需相信民主体制对他们的社会、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政体。历史是不会直线前进的，但是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袖勇敢地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是会前进的。
问：我喜欢《第三波》，因为这本书是一本手册，而不是一本写给同行看的学术专著。我很钦佩你具有敏锐的问题嗅觉，其能够在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局势中捕捉到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问题并进行深入的探讨。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然有一些学者开始零星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趋势，但是只有《第三波》才是最有影响的、最有价值的一本。
答：我承认我把握住了当今人类最重大的政治潮流。自第三次浪潮以后，世界上有2/3的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自由的、竞争性的差额选举方式产生的。显而易见，在这个世界上不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孤立了。在某些地区，不民主的国家形只影单，变成了被民主国家所“包围”的“飞地”。
这次民主化浪潮，几乎遍及世界上每一个大洲，也是最为壮观的、最重要的政治变革。尽管民主化不是人类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民主化时代仍然可能是动荡不定的多事之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将更完善，新兴工业国的民主制度也将更成熟，而落后国家的专制统治必将会被民主政治所代替。此可谓，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
面对这一民主化的潮流，所剩无几的非民主化国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抉择：是顺应，还是抗拒？顺应者居多，抗拒者也并非没有。所以，民主化更是非民主国家所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尽管民主遭到了种种的指责，民主化遇到了不遗余力的抗拒，在一波高过一波的民主化浪潮推动下，民主政治成了抗拒者的唯一政治出路。
让我遗憾的是，民主化的第四波我已经看不到了，让我高兴的是，民主化一定会有第四波！

（文章来源：《南风窗》2009年第2期）

《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

作者是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库恩博士是花旗集团全球投资银行的高级顾问；也是全球体育、传媒和娱乐公司国际管理集团（IMG）的高级合伙人，库恩基金会董事长；他还是克莱蒙大学研究生院理事，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自由和责任分会会员。

库恩博士长期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与国内金融、文化、教育、传媒等许多部门有过密切合作，出版了包括《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在内的一系列著作。库恩博士近几年走了中国20多个省份的40多个城市，采访了许多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地方建设者，作了详细的访谈记录。他以第一手的访谈资料为基础，结合改革开放进程中相关的各类文献，撰写了本书。

本书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进程，考察了改革的运作机制，描述了金融、科技、军事、文化、出版、电影、医疗、宗教等各领域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存在的问题，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也作了展望。

他敏锐地发掘了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带来的深刻影响；在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巨大变迁的同时，他坚持将中国放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大环境中去审慎地比较，力图通过自己的写作讲述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故事。

作者对中国的历史、国情和文化社会状况都有相当的了解，但是作为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与理解与我们有一定差异，相信读者会理解，并从中获益。（http://www.douban.com/subject/3376048/） 

《江泽民传》作者再出新书 120余高官接受采访http://news.sina.com.cn/c/2009-01-07/135816996292.shtml

 中国高官告诉了库恩什么http://news.sohu.com/20090107/n261625624.shtml

对话库恩：真实比平衡更重要http://news.sina.com.cn/c/2009-01-07/135816996294.shtml 

《凤凰周刊》总第296期，《解密中国改革开放30年》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8bd14501009nyz.html 

网上昨日订购，系统说暂时无货，10日才会有货。静等。

Bone：不过，“有货”还是“没货”，也就那么回事了。 

这本书上下两册，68元的价格有点偏高。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对于需要了解此类知识的人来说，还是值得的。

大概翻阅了一下，有点想法是：是本好书！

我用铅笔在扉页上写了这句话：

阐述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处理手段及方法论的历史基因（惯性思维）——中共一直以来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出发点来面对现代社会问题。

dangdang上有人一言以蔽之曰：哈哈，发现这里可以看到不少内容。

凤凰网读书频道则有详细的介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