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改稿别有洞天
作者： 吴鹏
新华社，国家级通讯社，每天发稿成百上千，其中有一种稿我最爱看，这就是“改稿”。
所谓“改稿”，实际上就是对当天已经发过的稿，其中有错误的，补发的一条更正稿，以纠正上一稿中出现的错误，这些错误有的是事实性的差错，更多的是文字、语句方面的错漏。这些改稿每天量并不大，说明新华社作为国家级通讯社，采编质量的上乘。而即使出现哪怕一个字的差错，也要在当天及时作出更正，也体现出新华社对读者认真负责，对业务精益求精的良好作风。
我爱看这些改稿，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业务学习机会，你可以看看新华社的大牌记者们在写作过程中，会犯哪些错，而这些错很可能是每一个做文字工作的人都可能出的。而通过吸取他人的教训，从而使自己今后得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以下是我从最近几篇新华社改稿中辑纳出的一些文字错误：
“婆裟椰影掩映着一幢”请改为“婆娑椰影掩映着一幢”；（“婆娑”误写成“婆裟”）
“蒙族等多种中国民族舞蹈”请改为“蒙古族等多种中国民族舞蹈”；（“蒙古族”不能简称为“蒙族”）
公司每天截流部分号源”请改为“公司每天截留部分号源；（“截留”误写成“截流”）
“正直数九天”请改为“正值数九天”；（“正值”误写为“正直”）
“豆寇年华入南江”请改为“豆蔻年华入南江”；（“豆蔻”误写为“豆寇”）
“下滑愈两成”请改为“下滑逾两成”；（“逾”误写为“愈”）
“有些相象的代表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请改为“有些相像的代表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相像”误写为“相象”）
“孕俭省了一大笔开支”请改为“孕检省了一大笔开支”；（“孕检”误写为“孕俭”）
作为文字工作者，我看新华社改稿的目的，主要是吸取其中的文字使用错误的教训。但同样是看新华社改稿，有的人却能看出另一番天地。
这两天读到香港一家媒体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新华社改稿透露的信息”。这篇文章称，官方新华社3 月1 日曾经发布一则新闻，即身兼中央党校校长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提高综合素质。这篇报道本身并无太多新意，但新华社在发稿当晚发出的改稿通知，颇耐人寻味。
这篇文章引述新华社的改稿通知全文如下：今播《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提高综合素质》稿，三段末“六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正确运用媒体、科学管理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请改为“六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这篇文章就此大发感慨称，对比改稿前后两段话，确实是大异其趣。修改前的话，对媒体基本上是一种功利的实用态度，如“运用媒体”、“管理媒体”等用语，在习惯新闻自由的西方来看，都是冒犯性的；修改后的表述，即使以西方新闻观点来看，也颇符合“政治正确”的原则。不知道改稿的原因是新华社记者真的曲解了习近平原话的意思，还是习近平在事后觉得一些提法表述不当，作出上述修订，但重要的是，哪一段话才是中共高层对传媒的真实态度？
这篇文章接着评论说，从现实操作中看，各级官员并不太尊重新闻的“传播规律”，对社会舆论的引导更多地注重是否“有效”而非是否“正确”，至于“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就更谈不上了，习近平的本意若真如修改后稿件，可谓切中时弊。
这篇文章最后说，习近平的过往讲话中，常有精警之句，如在澳门说“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问题多”，今次在党校讲话中亦有“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的警句。外访时指摘西方“吃饱了没事干”的话，亦颇口语化，不落俗套。今番改稿，所为何事，有待观察。
看新华社改稿，看出如此风云，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
2009-05-27
Twitter上的叽歪份子 - [红色史记]
1、Hujintao（http://twitter.com/hujintao）
2、Wen Jiabao（http://twitter.com/wenjiabao）
3、Xi Jinping（http://twitter.com/xijinping）
4、Peng Liyuan（http://twitter.com/pengliyuan） -
中共西藏策略清晰化
就在西藏首府拉萨举行万人参加的“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同一天，中共栽培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在无锡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高调亮相，用英语发表演说，代表着中共正式对外表明其西藏策略的走向——停止与达赖喇嘛的接触，改对话为对抗。
中共统战部在去年与达赖私人代表接触九次后，便戛然停止了对话。设立解放纪念日的决定、班禅的登台以及官方藏人代表团访问北美等一系列举措，都意味着中共与达赖的博弈之势发生主客易位，开始进入战略反攻。
立场强硬的中共西藏一把手张庆黎，在拉萨的纪念大会上强调，当局会严厉打击任何分裂活动，西藏也绝不可能回到达赖喇嘛所代表的政教合一的时代。
19岁的十一世班禅在无锡的英语演讲，则是一场充满政治意义的公关活动，他完全回避敏感的西藏问题，仅宣示中国是一个社会和谐稳定、宗教***、促进世界和平的国家。官方媒体形容他“已经承担起了历代班禅大师的重任”。
西方媒体纷纷指出，这位能讲英语的活佛，是中共准备在国际舆论上抗衡、甚至最终取代达赖的藏人领袖。
在论坛开幕的前一天，班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有中共领导人在场的座谈会，就不点名地批评达赖“谋求极少数人的私利和个别人的权势欲”，并赞扬中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以及“英明领导”解放西藏。
与班禅极富象征意义的面世同时进行的，是由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杂·单增曲扎活佛所率领的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密集访问美国和加拿大，会见当地官员、议员、记者。官方媒体形容访问是在“用‘藏语’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西藏”。
中共西藏策略的清晰化不排除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有一丝关联。在西方世界集体自顾不暇之际，对西藏的关注势必进一步边缘化。希拉里不久前访华时主动在人权议题上弃守，对北京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自去年拉萨314血腥骚乱以来，中国社会的表现反映了民间对当局西藏政策的绝对支持。在主流论述里，西藏在全国支持下不断发展，骚乱者因而都成为忘恩负义的叛徒。
民意的支撑使得中共可以放心实施强硬策略。张庆黎的演讲没有用强烈的措辞直接攻击达赖，展现了中共源自内部的信心。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自信的增强也挤压了达赖的国际空间。南非近日便表示“珍视与中国的关系”，而拒让达赖参加其境内的一个和平大会；金融危机可能也削弱了达赖财政上的国际资助。
相较于复杂棘手的接触策略，战略反攻有着敌我分明的单纯性，操作更为简易；然而也附带不易估算的代价——西藏的北爱尔兰化。
北爱和英国政府武装缠斗了近一个世纪，和平进程在2005年才开始，然而一个自称为“真正爱尔兰共和军”的激进组织，近日发动血腥袭击，显示累积的怨恨很难化解。
达赖一旦因为吃了中共闭门羹，失去赖以维系海外藏人的政治与外交影响力，有可能激化西藏形势。西藏至今表面稳定，可是周边藏区不时还会传出冲突传言。青海果洛藏区日前就报称发生数百名高喊“西***立”、“达赖喇嘛万岁”的喇嘛冲击派出所的事件。
西藏的局势不会对中国的整体发展造成影响，可是极端化的局势或能倒过来说明繁琐的接触策略的价值。（作者 叶鹏飞） -
2009-02-03
德报谈牛博：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 - [红色史记]
德报谈牛博：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
麻烦不断的牛博网
《法兰克福汇报》在谈到中国的这个新现象时，认为"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说话不再只是说给自己听了"。南德意志报谈了牛博网被封一事。
《法兰克福汇报》写道："无论在皇帝时代、还是在共产党的国家，中国的学者一直喜欢自成一体，通过学术圈子或政府衙门施加影响。但是现在知识分子走进了在互联网上拥有虚拟客厅的一亿博客网民中间。"
"北京博客王晓阳说，他赞赏艾未未，并非因为艾未未的艺术、而是看上了他的博客文章。艾未未经常评论最为棘手的政治题材，去年的主要话题是杨佳杀警一案的法庭审理。这一案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广泛讨论。
"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电子空间不仅向公众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可能性，而且也提供了真实性。王晓阳说，他每天上班时说的是'鬼怪式的语言，官方的套话，但在博客文章中，说的是人话、真话'。看来像西方一样，互联网也给中国带来了公众知识分子的形象。
"王晓阳认为，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艾未未补充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寻求真理'。他说，博客文章是最有力的人生武器，'在我们拥有真正的民主和明确的公民社会之前，博客是公民社会的一种较为松散的形式。'文学批评家吴怀尧做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比喻：博客的意义就象'当年毛主席上井冈山'，这座山标志着1927年中国革命发生了战略转变，成了在不寻常的农村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
36岁的罗永浩开创的牛博网博客论坛成了中国新一轮互联网检查的牺牲品，北京市通管局以"散布有关时事和政治的有害信息"为由封闭了他的网页。《南德意志报》就此写道：
"前进两步，后退一步。中国对反对派总是这样，对互联网领域也如此。最新一波检查表明，中国政府越来越精心地操纵互联网。香港大学新媒体学教授麦克金农女士说：'中共领导人早已不再把百分之百控制所有信息作为目标，他们只想操纵影响公众舆论，目的是维持自己的权力。'
"由多层次新闻检查、反向宣传和技术过滤精心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一基本战略决策的结果。中国各省区甚至向千万名在互联网上散布亲政府宣传的大学生支付金钱，据说他们写一条拍马屁的博客帖子可以得到五毛钱人民币，这些被称为'五毛党'的枪手受到其他网民的嘲笑。
"媒体学家麦克金农说，最好把中国的新闻检查视为谨慎经营的大坝。共产党领导人从来不完全封闭信息的流动，他们中许多人学过水利和类似工程，就象通过三峡大坝制伏长江一样，他们也想控制信息的流动。"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德国之声中文部
-
牛博国际存活不到40个小时，在反低俗中再次被和谐。喝彩如此短暂，惊愕多于预期。虽说脊梁是压不弯的，但如此看来打击的力度和频率都远远超出了大部分人的乐观。
库恩的《中国30年》，无疑是一本高级枪手的吹捧之作。虽然他狡辩称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组织和政府可以雇佣得起他个人，好吧，我们暂且相信。但他雇佣了他自己，他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打开一个腐败政府的高层之门——以践踏全体有雪亮眼睛与睿智心智的中国人为武器。
不过，他在吹捧与高层的促膝交谈之中，也暴露出一些内幕信息：
（早在2005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领导人内部谈话时所谓的“双重噩梦”是什么意思。不少中国领导人担心并力图避免的，一个是经济上的，经济增长缓慢，环境恶化，雪上加霜的是能源短缺，发展不可持续；另外一个是政治上的，收入差距过大引发嫉妒与紧张，并通过媒体、手机、网络传播开来。（P45，第4章《远见》）
这一章的标题“远见”，看来倒还是真的有点远见。事实上，如今噩梦已经连连。1月19日的《瞭望》就做了一期专题为《3亿网民时代》，可落脚点却在“精神卫生之忧”，可以视之为与“低俗”挂钩。虽然此前一段时间有“皇甫平”的声音——网民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推动力——以及《北京日报》的倡导言论自由之说，但总体形势来看，官方防范“噩梦”降临的干劲和手段却只在越来越加强。（党内路线或派系斗争激烈！？）
官方新闻参阅：
三表对于牛博国际的再次被和谐，说：短是短了点，意思到了就行。罗大佑不就唱了嘛，搞搞新意思！我觉得这种表达的“意思”，就是长沙方言——搂戏——也就是玩你一把的意思，说得低俗点，就是调戏你！调戏到你噩梦连连。
-
所谓帝国的黄昏只剩下一点点红，你看见了吗？
-
2009-01-15
《北京日报》——平衡还是分歧？ - [红色史记]
《北京日报》——平衡还是分歧？
德国之声1月13日，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刊登了中国传媒大学沈敏特教授的文章，题目为"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
文章中首先提到"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此后又进一步指出不能随便判定一种言论"荒谬与否"，也不应该由某种权威担当"真理裁判"，应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这篇文章一问世，立即引起了海外媒体的极大关注。有人认为这标志中国领导层对于言论自由出现分歧，也有人认为立场保守的北京日报刊登此文意义重大。本台记者石涛采访了前冰点周刊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请他就这篇文章进行分析。德国之声：最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敏特在北京日报的这篇文章"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引起很大反响。首先因为北京日报是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就您在媒体长期供职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一片文章登在"党报"上是一般的学者投书，还是具有某种特殊意义呢？
李大同：我想这大概是登在他们的某一个版上，这个版的主编可能是有这种宪法意识。此前，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也是登在北京日报上，好像是他们的某个理论版。我看不到北京日报的印刷版，但我估计这次文章还是登在这个版上。
德国之声：那就是说，这些文章只是反映了这个版的风气，而并不能认为北京日报有了怎样大的转变？
李大同：我想是这样的。
德国之声：北京日报曾经刊登文章，严厉批评力倡"普世价值"的前南方周末副主编长平，这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认为这样的两种声音在北京日报上刊登，会不会构成一种平衡？
李大同：我觉得可能是有某种平衡的意思在里头。因为这样一家报纸在言论上不可能随随便便。它在一个阶段非常左，不仅批评长平，还批评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网友们很生气。它在一段时间里有一定的平衡，是有可能的。
德国之声：有人将这篇文章解读为中国高层在言论自由问题上产生一些分歧，意见不一，所以体现在媒体上的不同声音。您认为这是不是过度解读？
李大同：是的。高层的态度不会在一个地方报纸上得到体现，它一定是在自己的报纸上得到体现。
德国之声：谈过了北京日报之后，我们把话题回到这篇文章的本身。就这篇文章内容，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因为在中国官方媒体中很少出现直接支持言论自由的声音，而且还举了马寅初，张志新等历史上的例子。但也有意见认为，这只是老生常谈，言论自由是一个基本共识，所以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重要性。您怎么看？
李大同：这篇文章还是有重要性的。因为中国的问题恰好是漠视常识，无视宪法，说一套做一套。因此有人经常提醒，什么是宪法规定的民众权利是很重要的。我还不说是官方，实际上中国的网民或者中国的普通民众对言论自由有很多不恰当或者说不对的惯性。这和执政党多年来的灌输和教育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教育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是言论自由、公民权利的教育。共产党的文化就是非黑即白，我是对的你就错的，我是好的你就是坏的，我是爱国的你就是汉奸，都是这种黑白不相容的两极思维。这种思维导致中国大部分网民，你看他们的网上讨论的时候就没有一种宽容的、容忍的，尊重对方的态度。我想关于言论自由的所有内涵，不管对方是错的还是对的，对方都有权利表达这样的看法。你无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也要尊重对方发表这种看法的权利。这种新的文化应该在民众中加以普及。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中国网络空间中存在的"语言暴力"现象，都和中国一贯以来缺乏公民教育有关。那么您认为象"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这样的文章，包括一些介绍宪政知识的这些所谓"常识性"文章，是不是恰恰是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呢？
李大同：很缺，这样的文章不是多，而是太少。而且这位教授也只是点到为止，实际上言论自由的内容还要丰富的多，还应该进一步的加以阐释。
德国之声：那您觉得这种"阐释"的文章今后在重要报刊上发表的机会还有吗？
李大同：还会有的。
德国之声：谢谢您接收本台的采访。
-
2009-01-14
官媒发声“反折腾”！？ - [红色史记]
鲁迅曾言：如果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
滑稽时代进入更牛的一年，那些“言论自由”和“舆论导向”的所谓“正经事”已经是做了一大堆。（在此就不一一引述，如你所知。）反鲁迅之言而为之，去找找滑稽文看看，不知道还滑稽不滑稽也！而滑稽之人之党为谁就不言而喻；而滑稽之事也就不言而喻。
一、《北京日报》：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
http://news.163.com/09/0113/11/4VHMLQTT00012Q9L.html#
沈敏特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言论自由”，是被写进我国宪法的。但很多同志对此理解并不深入。比如，“荒谬言论”能否享有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是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如果您不假思索地回答：“荒谬言论哪能给言论自由呢！”恕我直言，您立刻掉入了“陷阱”——这“陷阱”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请问，您如何判定一个还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荒谬’言论，使您能事先就剥夺他的言论自由？”我想，除非您能大言不惭地宣布自己是“洞察一切”的神仙，尚未说出就能判定言论荒谬。否则，您只能掉入无法自圆其说的“陷阱”。
我在此仅仅是为了提醒人们一个常识：某一言论（这里指的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言论，而非狂喊乱轰的攻击漫骂）在没有公之于世以前，无法判定其荒谬与否，无法判断其是进步还是反动。为了追求真理，唯一的办法是让它公之于世，在阳光下，让大家来思索、来辨别，才有可能认识它的本质。我想，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言论自由，也就是毛×泽×东提倡的至理名言：百家争鸣。
循此要引出的一个相关的常识：某一言论出来了，大家也着意思索了、努力辨别了，却常常仍然看不清本质；尤其是那些当时看来有点另类，或为当时的多数人所不能认可的言论，常常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才能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真理，或成为大家痛心疾首的谬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忌是有“权威”出来当“真理裁判”，用一锤定音的方式作出所谓是与非的结论，然后大家响应号召，一哄而起地“热烈颂扬”或“口诛笔伐”。之所以称之为“大忌”，是因为对此常要付出巨大的，包括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永该铭记的突出例证之一是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若不是迅速判定其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若不是一拥而上的大批判，人口增值至少可以减去三亿；而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也许要延后承受一个世纪以上。如今每日每时要面对的就业安排、教育普及、医疗保障等等，无不和人口压力相关。
永该铭记的又一个突出例证是张志新对于“文革”置疑的言论。若不是有关领导判定为“恶毒攻击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言论”，若不是当时盛行的以言治罪的“条例”，造成割喉枪决张志新的旷世悲剧，而是每个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同时上与下的关系不是“最高指示”和“紧跟照办”的关系，而是被监督和监督的关系，那么，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十年浩劫造成的影响，如文化断裂，道德缺失，以及专制主义的种种惯性，至今在一些领域还处于艰难消除的过程之中。
可见，一种言论荒谬与否，是进步还是反动，不是靠权威来定性的，它需要历史实践的检验。应该说，这三十年来，中国人的最伟大的精神成果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这个精神成果，一切其他成果都无从谈起。其中的关键词是两个：一是实践，排除任何权威；二是唯一，排除其他标准。于是，我们懂了马寅初的言论，懂了张志新的言论，懂了和他们的言论相反的言论是什么言论；更懂了如何依靠言论自由，去实现中国人民对真理的追求，去保护中华民族安全、健康的进步与发展；绕过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点滴的进步也要付出巨大沉重的代价。
最后还要点明一事：恰是反对马寅初、张志新言论的言论，曾经享有了最大的言论自由；而按言论自由的原则，我们今天仍应给予这样的言论以言论自由。只有一种声音，真理是不能认识和发展的。一切言论在言论的层面上（而不是付诸行动和实施），都享有自由表述和发表的权利。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我国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规定。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
二、《中国青年报》：宣传部门的公共服务空间有多大
http://www.cyol.net/zqb/content/2009-01/13/content_2506121.htm
陈杰人
在日前揭晓的湖南省第二次“万人评议省直机关作风”活动中，湖南省委宣传部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第一名。
作为一个平时和群众直接打交道不太多的单位，宣传部门居然能在这项以“公共服务”为最重要衡量指标的民主评议中获得第一，这表明，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宣传部门也有很大的公共服务空间。如果这个部门能够通过各种创新取得良好的职能效果和社会效应，就会与广大民众产生良性工作互动。
2008年初，抗击百年难遇的冰雪灾害时，湖南宣传部门的工作模式就悄悄发生了转变。一方面积极协调各界媒体充分报道灾情，另一方面及时组织媒体向群众公布最新情况和气象消息，同时还通过媒体为全省人民鼓气加油，弘扬互助精神。在媒体及时、准确和开放报道下，灾民及时了解真相，谣言无处藏身，干群保持密切互动，最终战胜了灾害。在灾难和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如果宣传部门心中有“人”，就能自觉增强服务意识，从信息供应到精神构筑，从弘扬正气到舆论监督，形成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有效服务。
去年3月中旬，当陕西“周老虎”闹剧如火如荼之际，有人称在湖南平江拍到野生华南虎，面对多数人狐疑的目光，湖南宣传部门在第一时间里，迅速将“平江虎”的造假真相和处置结果全面公开，此举使湖南获得各界好评。同是遭遇假老虎，陕西和湖南对公众态度的迥异，使两个省收获了不同的公共形象。这一例子表明，宣传部门服务公众，不仅需要信息提供的及时和周到，还需要按照政府公共关系的规律办事，使宣传部门的服务工作获得新内涵。
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矛盾错综复杂的世界，而媒体的价值观和工作模式可从很大程度上引导矛盾的发展趋势。从某种程度来说，舆论顺则矛盾缓，舆论乱则矛盾急。这些年来，有的地方宣传部门虽然把“正确的舆论导向”挂在嘴边，但实际工作中却无法真正有效地正确引导舆论，甚至将引导舆论异化为压制舆论，继而产生消极的社会效果。
在刚刚结束的2008年一年中，国务院新闻办共举办了83场新闻发布会，中央各部门举行新闻发布会521场，大大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提高了中国政府的开放形象，这也正是中国政府逐渐走向成熟、自信的标志。
国家公开信息走向常态以及湖南宣传部门获得公众好评的事实告诉我们，宣传部门的公共服务空间，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充分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满足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为人民群众提供信息服务和精神动力。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宣传部门如果勇于创新，在向社会提供信息并监督管理媒体的同时，因势而动，加强公共服务职能，体现政府公共关系新思维，就会取得多重的积极社会效应。（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Bone:As You Know
如你所知
日历
个人资料
最新文章
最新评论
存档
京ICP备07024317号
